妈妈衰老之后连词语都开始脱落欧洲杯了
欧洲杯下单官方网站你注意过身边逐渐走向衰老的女性长辈吗？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作家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说：“她们是不可见的。然后忽然之间，你开始注意到她们。”
她们病痛缠身，生活可以用一张张医院检查单概括；她们佝偻着身子，用上了助步器；她们的生活越来越窄，她们的世界越来越小，她们开始畏惧死亡、畏惧生活，用愤怒表达愧疚，找寻一切让自己自洽的方法……作者通过母女间的“你来我往”，写女性与衰老，以轻佻的笔触，描写生活的沉重。
下文摘选自《芭芭雅嘎下了个蛋》经出版社授权推送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，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。
一开始你看不见她们。然后忽然之间，任一细节就像迷途的老鼠一样攫取了你的注意：
老式女士提包，从腿上滑下、堆在肿胀脚踝旁的长袜，手上的钩针手套，头上的过时小帽，灰白稀疏、泛着蓝紫色光泽的头发。蓝紫调头发的主人像机械狗一样转动着她的头，露出苍白的微笑……
是的，一开始她们是不可见的。她们掠过你，如同一团阴影。她们啄着面前的空气，嗒嗒嗒，在沥青路上挪着老鼠般的小碎步，身后拖着推车，身前撑着助步器，周围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口袋和背包，活像是仍披挂着全副战斗武装的逃兵。
其中几个身体尚好的，穿着低胸夏裙，搭着一条婀娜的羽毛披肩，套着满是蛀洞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大衣，脸上的妆糊成一团（话说回来，要是只能从眼镜片后面费劲地看见自己的脸，谁又能把妆化好呢？！）。
她们从你身边滚过，如同一堆干瘪的苹果。她们低着头喃喃自语，与无形的对象交谈，就像美洲印第安人和幽灵交流。她们出现在公交、电车和地铁上，犹如被人落下的行李；她们睡了过去，头垂到胸口；或是呆呆地环顾四周，想弄清楚在哪一站下，要不要下。有时你在养老院门口驻足片刻（片刻就好），透过玻璃墙观察她们：她们坐在桌边欧洲杯，手指轻抚过吃剩的面包屑，就像轻抚过一页盲文，向人传递晦涩难解的信息。
甜蜜可爱的小老太太。一开始你看不见她们。然后她们突然出现了，在电车上，在邮局里，在商店里，在诊室里，在大街上，这边一个，那边又有一个，接着是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个？！
过紧的鞋子里肿胀如甜甜圈的双脚，手肘内侧松垂的皮肤，坑坑洼洼的指甲，皮肤上凸起的一道道毛细血管。你仔细观察她们的皮肤：是精心养护的，还是疏于打理的。你注意到灰色的裙子，还有领口（很脏！）带绣花的白衬衫。衬衫已经磨得很薄，洗得发灰了。
扣子扣错了，她想解，却怎么也解不开。她的手指僵硬，骨骼也老化了，变得轻盈、中空，宛如鸟骨。两个同伴伸出援手，一同努力帮她扣好。扣子一直扣到下巴，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女孩。两个同伴摩挲着衣领上的刺绣，轻声赞叹，这刺绣有些年头啦，是母亲留给我的，哦，以前的一切多体面、多漂亮啊。
她们其中一位身材壮实，脑后有一块明显的隆起，像一条上了年纪的斗牛犬。另一位更优雅，但脖子上的皮肤像火鸡一样耷拉着。她们行动起来是一支小队，三只小母鸡……
一开始她们是不可见的。然后忽然之间，你开始注意到她们。她们在世界中穿梭，就像年迈的天使军团。
其中一位走上前来，端详着你的脸。她瞪着你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淡蓝色的，用高傲的语气提出要求。她要求你的帮助，她要穿过马路，但自己无法做到；她要攀上电车，但膝盖绵软无力；她要找某街某号，但出门忘了戴眼镜……
你心中猛然涌起一阵对老妇人的同情，很想做点好事，被行善的满足感蛊惑了。但就在此刻，你必须停下脚步，塞壬的呼唤，运用意志给内心降温。
记住，她们的眼泪和你的眼泪意义不同。因为你一旦屈服了，投降了，跟她们说上两句，就会沦为她们的俘虏。你会滑入一个本不愿进入的世界，因为你的时刻尚未到来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你的时间，还尚未到来。
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，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。是椋鸟，人们说。湿热的午后，雨水将至，这些鸟尤其喧闹。不时有位邻居会拿出乱射一通，将它们赶走。 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，呈“之”字形上下翻飞，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。 随后，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，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，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。
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，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，仿佛外面有雨在一直敲。 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。 妈妈拿出掸子，把羽毛扫起来，倒进垃圾桶，嘴上还念念有词。
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。她讨厌鸽子。清晨，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。
“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！”她说，“你发现了吗，就连它们都不见了？”
椋鸟让她心烦意乱，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，但她最后也习惯了。因为比起别人家，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。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。
“到处都结着鸟屎！”妈妈说，笑得像个小女孩。小孩子的秽语症，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。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。
鸟群明显失控了，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，占据了公园、街道、灌木丛、长椅、露天餐厅、地铁站和火车站。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。
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，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，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。鸽子、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。笨重的黑乌鸦，喙张得像晾衣夹，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。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，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：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，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。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，它们从埃及飞来，盘桓休息了一会儿，便留下了。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，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。
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、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，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。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除了放下百叶窗、拉上窗帘，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。
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，妈妈刚病倒的时候。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、骇人，而且丑陋（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），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（我病倒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！）。比较勇敢的时候，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，说：
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，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。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历经一系列放疗，终于渐渐康复。后来她定期去复查，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，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。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，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。后来，她与之和解了，习惯并接受了它，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。
在过去的三年里，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、医学报告、放射学图表，外加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报告。 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，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，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，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，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，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。
窗下的树，绿荫如盖，高大葱茏，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。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。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，我们，居民和鸟儿，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。不计其数的心脏，人类的和鸟类的，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。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，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。
“就是它，白色的那种。”她气呼呼地说，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。
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。她很生气，她真想跺脚，用拳头捶桌子，大喊大叫。但她只是僵在那里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，格外轻快鲜活。面对一堆词语，她只得停下来，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。
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。纤体饼干。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：她用更熟悉的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，于是，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。这只是我的想象，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。
我能听懂她的话。大多数时候，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。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，会这样描述它：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……这个任务很简单：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。
之后，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。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、小可爱、小可心、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。就连人名，包括我的名字前面，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。它们就像磁铁一样，果然，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。
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（我的甜心睡衣，我可爱的小毛巾，那个松软的小枕头，我的小瓶子，那双舒服的小拖鞋）。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，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，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、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。
或许这样一来，她就没那么寂寞了。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，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，没那么可怕了。除了这些小词，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，像弹簧一样：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，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。在她眼中，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（他是个大—块—头！）。
她用新的、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。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。她的嗓音有些嘶哑，声调有些傲慢，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。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，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。
还有一个变化。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，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。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开冰箱，去浴室，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，嗯嗯嗯，或者呜呼呼，呜呼呼。
谁知道呢，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，为了驱散恐惧，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。
她害怕死亡，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。她忘记了太多东西，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，无论亲疏远近，朋友的朋友的死，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，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。
她的邻居、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，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。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，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，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。
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，她波澜不惊。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，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。然而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，她却避而不谈。密友近期去世后，她一直缄默不语。
“她已经那么老了。”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，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。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。
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。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，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，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。我们叫出租车时，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（再叫一辆吧。我才不想上这辆呢！）。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、她姐姐的、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，换成她孙辈的、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，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。
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。在此之前，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。现在相册散了架，照片散落一地。
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，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。父亲永远在读书，还经常带书回家，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。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，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，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，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，也绝对不会原谅。
然而，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。外婆去世后，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，特别是那位妻子，也是外婆的朋友，对外公十分照顾。有一次，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，外公在亲吻她的手。
“我觉得很恶心，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‘照顾好我丈夫，照顾好我丈夫！’”
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，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。照顾好我丈夫，照顾好我丈夫！这种可悲的恳求，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。
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，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。她上次回瓦尔纳时，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，但是她—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、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—惧怕责任的重担，拒绝了他。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。
“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，夹在胳膊下面，转身进了门。”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。
听上去，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。每年夏天，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，总会带着一堆礼物。她不仅喜欢送礼物，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：
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，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，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。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，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，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。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，她却袖手旁观，没想着要阻止，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。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，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欧洲杯，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。相反，她塞给了外公—一条毛巾！
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。她的指责并不严重，全是零碎的细节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。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，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。
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。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，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，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：我从来都不待见他；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；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；她一直是个小气鬼；不，他们都不是好人欧洲杯。
有一两次，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，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，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。
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。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他们不仅都安静，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。
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，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。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。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。因为不知从何时起，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。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，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，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，她选择闭上眼睛。
洋葱一定要炒熟。健康是第一要紧的。撒谎的人是最坏的。老年是可怕的灾难。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。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。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。
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只是我没有在意。现在，一切都变小了。她的心脏萎缩了。她的血管变细了。她的步子变小了。她的词汇量缩小了。生活也越缩越窄。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。
我想，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，世界各安其所，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，仍然有决定权。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，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，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，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她的头脑仍在运转，双腿也还合用，她能走路，诚然，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，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，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、老年是可怕的灾难。
我顺从地接过妈妈的小通讯录，上面大约有十五个重要的电话号码，都是我帮她抄下来的，好让她随时都能找到。我拨了号码，然后把听筒递给她。很快，我就听见她欢快地聊起了天。
她经常给老巫婆打电话，尤其是现在她再也不能去看望她了。蒲帕是妈妈最老的朋友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她的年龄上，还体现在两人相识的时间上。
当时蒲帕是一名新晋的住院医生，我妈妈分娩时，她在一旁协助产科医生。（“天哪，好丑的孩子！”他们把你拉出来时，蒲帕说。我的心都吓沉了。但是还好，你一点儿也不丑，老巫婆只是在开玩笑！）
蒲帕参加过游击队，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。她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，好几次都在鬼门关前徘徊。她对同为医生的女儿大发雷霆，声称自己的所有麻烦都是她的错。
她体重不到四十公斤，只能依靠助步器走路，眼睛半盲，只能模糊地看到世界的轮廓。她一个人住，固执地拒绝住进养老院，也不愿和女儿一家同住。请一个有偿护工与她住在一起也完全没商量。事实证明，她什么都不同意。她的女儿只好每天都来看她，还有一个清洁女工每天都来，她还经常换人。
蒲帕坐在她的公寓里，双腿塞进一双巨大的毛茸茸的靴子，这是她的电暖脚器。有时她打开电视，盯着屏幕上模糊的画面。然后她关掉电视，嗅了嗅周围的空气。邻居，呵，那些可恶的邻居们又通过中央供暖系统向她的公寓输送腐臭气体了。她就是这么叫它的，腐臭气体，因为整栋楼都散发着腐臭味。她让清洁女工彻底检查了公寓的每个角落，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东西腐烂了，死老鼠或者食物，但是清洁女工发誓说什么也没有。
除了臭气之外，并没有别的东西困扰她的生活。问题在于死亡：死亡根本不愿到来。如果死亡能顺着中央供暖系统爬进来，她会开心地乖乖就范。死亡没有气味，发臭的是生命。生命就是一坨屎！
她坐在扶手椅上，双脚塞在巨大的靴子里，嗅着周围的空气。日久天长，靴子已经和她融为一体，变成她身体的自然延伸。她留着短短的灰发，鼻子像鸟类的喙，她优雅地弯起长长的脖子，用灰色的眼睛直直看向来访者的方向。
“我跟她说过一百遍了，让我死吧……”她抱怨女儿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她间接地为自己的状况道歉。
她眉飞色舞地接着说：“说到爱干净，老巫婆从前比我苛刻多啦。我不记得有谁穿着鞋进过她家。我们所有人都要在门口换上旧布拖把。”
